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尤其在婦女平等就業權方面的保障更加完善，為解決實踐中的難點問題提供法律依據。
強化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的國家責任
“在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一章，強化了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的國家責任，這是一大亮點。”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劉小楠說。劉小楠介紹，該章新增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完善就業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糾正就業性別歧視，為婦女創造公平的就業創業環境，為就業困難的婦女提供必要的扶持和援助”。同時，把就業性別歧視納入勞動保障監察，明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應當將招聘、錄取、晉職、晉級、評聘專業技術職稱和職務、培訓、辭退等過程中的性別歧視行為納入勞動保障監察范圍”。
“2005年開始施行的《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未將就業歧視明確納入監察事項，導致行政機關對就業歧視做出行政處罰的依據不充分。”劉小楠表示，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進一步強化了國家在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方面的積極義務和國家責任，有助于保障婦女平等就業權的實現。與此同時，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詳細、明確列出了用人單位在招錄（聘）過程中，不得實施的幾種典型行為，比如，限定為男性或者規定男性優先；進一步詢問或者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將限制結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聘）用條件等。“列舉招錄（聘）中性別歧視的主要情形，有助于明確就業性別歧視識別和處罰標準，為用人單位、勞動者以及執法、司法人員提供更清晰的指引。”劉小楠表示。
她還注意到，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把“除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的表述改為“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這樣與勞動法、就業促進法保持一致，避免實踐中被用人單位作為不招錄婦女的借口，任意擴大適用，強化婦女不適合從事某些工作的刻板印象。”劉小楠說。
平等的培訓機會，尤其是專業技能、領導力方面的培訓對于女性職業發展至關重要。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新增培訓也應當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不得歧視婦女的規定；明確不得因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情形，限制女職工晉職、晉級、評聘專業技術職稱和職務。劉小楠認為，這些新增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過去對婦女職業發展機會平等關注不足的現象，有助于打破女性晉升中的“玻璃天花板”。
加大對孕哺期婦女權益的保護
近年來，隨著國家生育政策調整，婦女面臨的生育與就業矛盾加劇，就業性別歧視凸顯。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進一步完善了對婦女婚育歧視的禁止性規定，比如，用人單位在招錄（聘）過程中，不得詢問或者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不得將限制結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 （聘）用條件；勞動 （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不得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等內容；用人單位不得因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女職工在懷孕以及依法享受產假期間，勞動 （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滿的，勞動 （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限自動延續至產假結束……
劉小楠說，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對于婚育歧視的規定覆蓋了招用、薪酬待遇、職業晉升、培訓、辭退解雇等整個工作過程。除了禁止歧視，還強化了積極的生育保障措施，比如，國家實行生育保險制度，建立健全嬰幼兒托育服務等與生育相關的其他保障制度；國家建立健全職工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孕產期女職工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權益。“這些規定體現了對生育社會價值的肯定，有助于促進國家生育政策落實，以及婦女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的實現。”
強調救助措施和法律責任
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增加“救濟途徑”一章，為權益遭受侵害的婦女創設了一系列新的救濟途徑。劉小楠舉例說，比如，聯合約談機制：規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可以聯合工會、婦女聯合會約談侵害婦女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的用人單位，依法進行監督并要求其限期糾正。再如，公益訴訟制度：明確了侵害婦女平等就業權益或相關單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預防和制止性騷擾，檢察機關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訴訟。還有支持起訴制度：規定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侵害婦女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婦女向人民法院起訴。同時，在“法律責任”一章，新增對就業性別歧視的行政處罰，以及用人單位未采取必要措施預防和制止性騷擾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等規定。
劉小楠認為，新的救濟機制的建立以及法律責任的強化，不僅表明國家保護婦女權益的堅定態度，也有助于發揮法律的威懾作用，使婦女權益切實受到保障。但她也表示，新增的救濟機制還需要更具體細化的實施方案以保證其落地實施。
